在大明主要精力放在元廷身上时，大海的问题只能搁置，禁海闭关，成为了减少沿海损失、减少百姓与海匪勾结的一种政策选项。
只是这种政策，是对内臣民，而不是对敌人，所取得的效果有限。
除了海上敌对势力的威胁与袭扰，大明也没空搞什么远航贸易，休养生息，鼓励垦荒，大规模屯田，发展农桑这才是正事，别说什么远航贸易，甚至连商业也颇有些“不屑一顾”。
据文献记载，洪武十三年的时候，吏部上书：“税课司岁征额米不足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处，宜罢之。”
而这里的五百石米，大致折合二百五十两至三百两。
也就是说，有三百六十四个税课司，一年收上来的商税，还不到这点钱。而当时全国的税课司总数量，仅仅只有四百余！
换言之，整个大明国内，一年收上来超出三百两的课税司，仅仅只有三四十个
而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一点，大明的商税数量，可怜得令人想哭。
加上历朝历代“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惯性思维，老朱做出海禁政策，就当时来说，是存在着一定合理性的。
老朱的错，不在于海禁，而在于他太过偏执，希望一个固化的框架来运行大明，不允许后世接班人擅自改变“祖宗成法”！
别以为朱老四开放了海禁，他并没有，哪怕是郑和一次次远航，创造了属于中国人的海上传奇，但这只是官方的远航活动，不是民间的，而且整个过程中，民间远航事业也没有开启。
虽然后来有隆庆开关，但大明的航海事业已经受挫。
顾正臣之所以在此时对工部尚书等人提出远航建议，是为了借他们之口，去影响与改变朱元璋的意志。
因为在明年，也就是洪武七年九月初九，朱元璋将会废罢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提举司，这也意味着海禁的进一步强化！
若任由海禁步步强化，那大明王朝想要重开大海，三十一年内是别想了。
可想要拉动大明的国库收入，海运海利是很难舍弃的一环。
当然，现在的市舶司运作很失败，甚至是亏本运行，被裁撤掉无可厚非，关键是这种亏本不是民间与海外的贸易造成的，而是大明官府与海外诸国的官方贸易造成的，是老朱定下的“厚往薄来”政策造成的。
人家来一趟，带来了五百贯钱的货物，临走的时候，老朱非要送人家三千贯的礼物，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