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沛之言道这个任球行为秉性怪异，不避财货，却对官位避如蛇蝎，这在沈哲子看来也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矛盾。
所谓名士，在后人看来应是那种藐视权贵，蔑视名爵，更视钱财如粪土的一类人，但其实不然。清高到耻于称钱，口呼阿堵物的大名士王衍，敛财之心却不减，更有夫妻漏夜伏案摆筹算数的事迹流传。
真正能够做到极致的名士也不是没有，比如名列江左八达之中的王尼。此人出身极卑，本为军户，但却极有清异才趣，寓居洛阳时，当时名士皆乐与之交往。当时王尼在护军府为养马卒，为了帮其免除军籍，名士结伴往护军府去，直奔马厩宴饮而去，却不拜会护军府主官。
护军府主官因而生异，不敢苛待贤人，索性给王尼放籍。此公放达恣意，甚至敢直接当面驳斥当时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而司马越竟因其名重而不归罪，王尼也因而在洛阳更得达官显贵礼待。
故事的前半段，乃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名士清高逸闻，后半段画风却转了。
洛阳陷落后，王尼避居荆州。时任荆州刺史王澄乃是王衍之弟，礼敬名士，尚能礼待王尼使其衣食无忧。
后来王澄被王敦所杀，王尼便没了恩主靠山。居无定所，衣食皆缺，白日使其子驾一牛车四野浪荡，晚上父子相拥车内而眠。等到食物断绝后，杀牛毁车，牛肉吃完了，父子俱饿死。
诚然王尼这一生，生于寒微之家，却受公卿礼待，至死不损其节，可谓求仁得仁。但若换一个角度，由其子来看，这个少年草草一生，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摆脱凄惨命运的可能，何等的悲凉，何等的绝望！
人之一生，该有追求，该有梦想，但在此之前，最基本一点是要承担自己该承担的社会义务。既然没有兴家置业的打算，那就管住胯下半尺之物，不要生出孩儿来再如此戕害！
如王尼此类名士，已是入了魔障，满眼只看到诗和远方，身边之人、身边之物半点都不留念，死不足惜！
若说其悲剧乃是乱世所致，但同为江左八达的桓彝、谢鲲皆知邀取清名只是手段，乱世求存哪能无为。这不是一个道德气节问题，而是一个智慧和能力问题。
任球亦是寒卑出身，由其妻断发养家可知家境未必能比王尼好上多少，但此人亦知邀名之余取财以资家用，可知他并非一个执着于追求白璧无瑕美名的妄人，有务实的一面。但由其屡经举荐而不出仕，则又能看出此人应有不同于寻常人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