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还是眼馋那些即将被分下去的土地，并没有太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而陶侃反对，也是因为王导此法破坏了约定俗成的军功犒赏制度，他作为方镇之首不能不表露态度。
沈哲子始终觉得，所谓穿越者的进步性，是对人的价值和能力的肯定，而非大搞制度建设。制度是嵌入到整个时代中对资源的获取和分配方式，好的制度永远都是整个社会加入其中磨合起来，而非创建出来。基于这个认知，他愿意帮更多人争取发挥能力的机会和平台。
比如历史上会在今年出现的度田收租制度，即就是废除户调，按照实际占有的土地收取赋税。这一个政策，从时下而言，是极大程度缓解了小民的赋税压力，但却将压力转嫁到世家大族身上，因为大族占有的田亩多。
按照这个标准，沈家需要缴纳的赋税增加何止十数倍！而小民之家由于实际开垦田数不足，应缴纳的赋税反而有所减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劫富济贫的良政。但是那又怎样？士族大户拒不纳税！累积的欠税达到几十万斛之多！
到了谢安时代，因为要团结世家大族的力量以抵抗前秦的入侵，不得不废除这一政令。这是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选择，但是到了明末王夫之评价这一项政令是晋之稗政，安罢之，可谓体天经以定民制矣，成了臧否人物的一个佐证。可惜这个定民制有效期有点短，不足二十年，天师道裹挟江东大量民众起义，有点打脸。
沈哲子愿意推动军功授田，与王导的考虑差不多，就是快速稳定京畿局势，顺便收一收民心。当然，他比王导优越的地方在于，王导是冲在前面的，他是躲在后面拱火的。当然如果此法能够就此埋下一个看重事功的种子，他也乐见其成，但沈哲子却并不抱希望。因为时局中无论哪一方都没有足够魄力和能量，一直将之贯彻下去。
既然王导将此信传示给自己，沈哲子略一沉吟后，还是决定帮王导做一次说客，去见陶侃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