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俸给往往也都是有名而无实。所以便出现一股潮流，那就是任命官员的时候，往往只是虚名规定一个品秩，而不再直言俸给多寡。
这就造成了朝廷既有明秩两千石高官，又不乏明品而虚俸的加官。讲到根本，其实还是经济实力。譬如中朝一度滥封以至狗尾续貂，若真要明俸实发，则中朝一年财政所收，只怕都不足支撑满朝公卿的俸给。
但趋利性是人的本能，朝廷定品而不发俸，官员大权在握，肯定要寻找一个权力变现的途径，如此则就造成上上下下悖法成风。像是中朝名大一时的豪富石崇，后世人所共知其人所以发家就在于就任荆州刺史之际纵兵劫掠。
很多问题，不能形成章制定例，推及根本，往往是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大梁新朝核定官秩九品十八阶，官秩与俸禄直接挂钩，这在后世看来应该算是基本的操作，但在此世观来，则就是一种开辟之功。
为官员核定品级，发放俸禄，成为大梁能够一断前朝的伟迹之一。这说法看似可笑，但在此世真的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须知后世历史上，北魏制度创建中所作出的大贡献如均田制和三长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北魏朝廷发不起官员的俸禄。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在很长时间根本是一个喊不起的口号。这就在于中枢朝廷的集权能力严重不足，从而影响到中枢财政，所谓封官授爵，往往只是开出一个空头支票，具体收利多少便需要看官员具体能力如何。这样一种粗放的统治模式，吏治自然无从谈起。
如今的大梁朝廷，可谓是历数近代而无有之强势中枢，单单在控籍民便达到七百万户之巨，这还仅仅只是河南、江东、关陇等几地籍民，至于河北、蜀中等地都还没有进行系统化的入籍整编。
虽然较之中朝最盛时期仍有差距，但中枢与地方的行政能力与效率远非中朝可比，最起码一点是杜绝了地方豪强的上下遮蔽，这就使得洛阳中枢权势大涨，远非中朝可比。
如此一来，核定官品官秩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一点得以确定，又使得朝廷吏治有法可依，虽然未必人人清廉如水，但在反腐倡廉方面，有了更加简洁高效的操作方式。
中朝官制，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便是事权重叠、模糊与泛滥。普遍存在着一种一事多管、令出多门，而往往真正的要务又缺乏管制与监督。
这种现象的形成，也非一时积弊。魏晋俱为权臣霸府得国，而权臣存在本能就在于模糊事权、尽量的揽权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