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哈尔滨谈到：“按劳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义。管理好的企业，工资待遇应该不同。企业管理得好，为国家贡献大的，应给予奖励，刺激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平均主义害处太大了。”(***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16日，他在长春再次指出：“不管大中小企业，搞得好的要奖励，不能搞平均主义，要鼓励先进”(***年谱(1975—1997)(上)，第378页。)，“要真正搞按劳分配，鼓励向上，鼓励人们努力学习，这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益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年谱(1975—1997)(上)，第379页。)。20日，他在天津同样说：“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年谱(1975—1997)(上)，第387页。)后来，这一观点发展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两个大局”的思想，实际上是社会管理理念的根本转变。
其次，加强引进。***在东北各地都谈到了引进，而最为集中的是在鞍钢：“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年谱(1975—1997)(上)，第384页。)
10月10日，***进一步指出：“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文选第2卷，第133页。)这一思想此后迅速发展为“对外开放”政策。
再次，重新考虑体制问题。***在“北方谈话”中反复说道：“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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