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自香港明确回归祖国的怀抱之后，香港大批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的民众，沉溺于悲观、焦虑的情绪与氛围之中，包括相当一部分富豪以及中产人士，纷纷贱卖资产，漂洋过海移居异国他乡。
甚至连佛得角这种普通人都完全没有印象的非洲岛国，都将移民广告打到香港街头。
因为太多人移民迁居海外，香港楼市一度陷入低迷，直到大陆改革开放渐渐深入人心，大批国际企业、机构纷纷赶到香港，也就是大陆改革开放对外的桥头堡建立分支机构，大量国际资本涌入，才刺激香港楼市进入新的疯狂增涨周期。
可惜的是，香港民众此时的悲观、焦虑情绪，并没有因为楼市的兴盛，得到改观。
虽然国内媒体长期以来，对这一现象讳莫如深，鲜有报道，内地的普通民众对此缺乏足够的认知，但萧良怎么可能不知道？
萧良还能很清醒的认识到，哪怕是回归后，香港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将长期弥漫在一种“恋殖”与抵触两地融合的情绪当中，一度还将甚嚣尘上。
这也导致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大量的国际资本，包括香港本地的产业及金融资本在内，经香港流入大陆，获得长足的发展，也推动内地经济、产业的发展，但在香港产业及金融资本的内部，却还普遍存在抵触加码内地投资的情绪。
这一特点在鸿臣及华兴两家集团身上都有体现。
具体到个人，熊志韬、朱玮益可以说是典型。
熊志韬在华兴集团战略投资部，向来反对熊志远加码内地投资的主张，这并非单纯是熊志韬与熊志远堂兄弟之间在华兴集团争权夺利。
他们堂兄弟二人之前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却是熊志远参与泛华商业的融资之后，分歧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而熊志远这段时间在华兴集团内部获得的支持声音很弱，这才下定决心跳出来单干。
朱玮益在鸿臣集团内部很早就被作为接班人培养，其父朱鸿臣病危卧床之后，实际负责鸿臣的日常管理。
鸿臣集团之前几次试水内地市场，稍遇挫折就半途而废，也不单纯是朱玮益想要打压朱玮兴；当然掺和家族内斗的因素，令情形变得更错综复杂。
熊志远担心朱玮益的强烈反对，建议萧良不要对鸿臣集团抱太大的希望，也是基于这样的判断。
站在熊志远半山别墅的房间窗前，萧良眺望中环深夜犹是璀璨的灯河，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