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院校的植物新品种权转让。
国内种业市场开放之初，就已经出现了千万元级别的大单。
2005年，我国单个水稻新品种的最高转让价——1000万元在金陵产生。
2008年，两优1128被龙平高科以1180万元拍得专属使用权，创下了杂交水稻“标王”纪录。
2010年，首都农作物品种转让权拍卖会上，某家首都的民营企业分别出资500万和700万一举拿下了两个大豆品种的独家生产经营权。
而到2023年时，品种转让价的最高记录被豫省新香的某款小麦品种推高到了1600余万元。
但这些都是极少数的个案，更多的品种是被收藏在了某个种质资源库的不起眼角落，等待着再次启封的那天。
在农业领域，一直存在着科研和产业脱节的问题：农业的科技成果很多，但转化率很低。
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常年不足10%。
绝大多数成果都只是作为一份文件，被锁进了抽屉里。
实验室与大田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以品种权转让为例，除了少数热门品种实现了百万元级别以上的高收益，大部分历经多年选育而成的品种，转让价格不足10万元。
更多的是无人问津。
所以，当种子公司的人挥舞着钞票联系上西北地区各科研院校时，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最终种子公司采用买断的方式获得了包括玉米、小麦、油菜、甜椒、辣椒、西红柿、马铃薯、孜然等100余个品种的品种权。
此外，种子公司还趁机从这些院校的资源库里收刮了一大批已过了品种保护期的植物品种。
价格嘛，象征性的给了点茶水费。
而买断的品种转让价格大多在5万-20万元不等，偶尔也有稍贵一些的，但最终种子公司预计的2000万元品种权转让费并没有花完。
站在这些科研院校的角度，很多沉积的品种都难以在市场上有竞争力，或者是缺乏推广和转化的渠道。
其对品种转让价格的最低要求便是收回成本，即补偿其在选育品种的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
而在郭阳的属意下，种子公司对转让价格卡得也不是很严。
虽然砍了价，但也在科研院校的接受范围内。
而搜集到的这些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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