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朝廷漕运模式主要是由在京各司向地方下达调令，然后由各地抽调力役输送都城。但这当中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各地自有宽乡、窄乡之别，户籍分布并不平均，朝廷物调的频率与数量也并不能完全的因地制宜。
而且如今朝廷财政状况实在不好，交钱代役的课钱在岁收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各地无役可用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官方的组织与力量逐渐加入到漕运体系中来便已经成为趋势。
除了上述几点，官方所组织的漕运虚耗巨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隋唐两朝皇帝有一项重要的活动，那就是逐食东都。
而在高宗朝，就食东都后，从长安到洛阳这一段漕运所省下的脚直运费，便足够支付京官月给俸料。
毕竟官府召集力役，再分派差事，再前往用役地，这路途之间的虚耗包括时间，在农时如火的农耕社会，时间同样也是钱粮。这还没有算其他各式各类的行政冗令。
运河漕运的刚需就摆在那里，几乎一年四季都需要有足够的人力差使。所以，李潼觉得他组织一个相对专业的漕帮，也是利国利民的大计。
故衣社在两京之间已经颇成规模，人力并不缺少，而且许多人都无田可耕。将这些人纳入到漕运体系中，就算做不到物流天下，搞搞两京之间的漕运包工，既能维持一份生机，也能培养出一定的组织性。
至于说这么多壮劳力聚集在一起，会不会引起官方警惕？
首先，谁也不会傻到成千上万的壮劳力全都堆在大河两岸供人检阅，一定程度的分散那是必须的。只要小队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官府才懒得过问。
别的不说，河东那些盐池，哪一处不是成百上千的劳工在昼夜劳碌，你去查聚众谋反罢。
其次，李潼也是等到他在官方的影响力已经具备一定火候，即便发生什么意外，能够作出补救掩饰，才会打这个主意。
而且，这个漕帮的大本营，李潼也不打算放在两京和他目下仍然鞭长莫及、且利益纠葛更复杂的大运河沿线，而是两京之间的河东蒲州。
一方面自然是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大河漕运的一个重要节点，另一方面自然就是有盐池之类的掩饰，可以更得方便。
讲到这里还得提上一句，那就是到目前为止，盐仍然没有被收为官营，那是开元之后的事情了。
早在西京的时候，李潼便让他二兄李守礼聚集那些关陇勋贵子弟们要在河东贩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