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足以支撑不成熟的尝试，只会加大朝廷的内耗。
而且说实话，李潼此前种种陈策，其实也都难免纸上谈兵之嫌，武则天就算对此有认同与看好，真正将要落实的时候，也难免有些犹豫不定。
不过，西京飞钱获利惊人，也激发了武则天的信心与底气，开始重新审视、评估这一系列事务调整的可行性。再说有了飞钱方面的财政补充，即便这一轮改革不能达成预期的效果，也能有外财托底，不至于让朝事崩溃。
对于李潼来说，在眼下这样一个时机推行这一系列的改革，是在保证争权夺利的同时还能不废正常的内政朝事。
一旦这样的改革潮流掀起，他的代王府一系官员们，便不再只局限于时局之内的势位争夺，而是扎根于利国利民的国计内政之中，安全性无疑更有保证。
比如郑杲的提议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来自江南的漕米。
在此之前，江南当然也有米粮解运京畿，但却是包含在田租户调中，并不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提出，因此在财政度支中也就没有获得该有的正视。
但事实上，经过六朝开发，江南诸州开发程度已经不低，特别是随着关中天灾人祸不断、旱涝歉收常有，来自江南的田租贡物在整个朝廷财政税收当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像武周后期，频有江南宰相登上政坛，开元时期，甚至就连远在岭南的张九龄都能成为一时名臣，无不体现出江南人在时局中的话语权越来越重。而这背后，除了各种正常与不正常的朝事调整之外，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话语权是由钱粮打底的！
李潼的班底中，本身就有着大量江南人的存在，借郑杲之口独立提出财政中的漕米这一概念，既能号召更多的江南人加入，也能增强整个派系在时局中的影响力。
类似姚璹这种江南宰相，如果只是单纯的因循权势立足于时局之内，根基其实很浅，无论是关中人还是河北人，都不怎么将其放在眼中。仅仅察觉到一个旧案重翻，便能吓得战战兢兢，要主动退位避祸。
可是如果江南漕米在财政中被独立强调，进行度支运算，那么意义就截然不同了。既想要江南人的米粮，还不把时局中的江南人当盘财，难道整个江南就全是冤大头？
所以在与杨再思达成共识后，李潼并没有特别强调要保住姚璹，而是把推荐郑杲担任洛州长史作为一个条件。
一则姚璹作为杨再思的举荐人，杨再思是有一定义务维护他。二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