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高宗时期，基于府兵制设立起来的军功犒奖制度便已经很难再运行下去了。
特别是大量长征健儿被召入军中之后，这些被招募的健儿本来就没有一个稳定的军籍，对外战事又频发，可能今年还在辽东、明年已经到了西域。将士居无定所，除了固定的钱粮军资之外，奖赏主要是以战争中所获得的战利品为主。
但由此又衍生出来两个大问题，一者与大唐作战的，全都是些穷横外蕃，本身就贫寒得很，缴获的战利品最多就是牲畜之类，这些牲畜如果在内地，当然也价值可观，但是在边塞之地，除了宰掉吃肉，实在没有太大用处。
二者就是战利品不便运输，毛皮、帐幕之类还倒罢了，可是那些活物要让它们跟随大军往来奔波，可能就直接累死了。
虽然朝廷也有专门运输战利品返回境内的队伍，但战斗以及战利品的获得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而且途中的损耗也实在难定。
除此之外，一些地广人稀的宽乡还可授给田亩、分发奴婢。可是像关中这样的窄乡，早已无田可授，自己都养不活，即便要了奴婢也没啥用。
像高宗中期以后，大唐对外战绩有所下滑，一则自然是贞观一批开国元从名将与府兵精锐消耗殆尽，二则就是国穷民疲，军无战意。从军本来已经是高风险的行为，收益还如此的不可控。这样的军队如果还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那就见鬼了。
后世言及安史之乱，常有人讽刺玄宗重用胡人、放权给节度使太过了。
但这本身就是控制战争成本的一个方式，征发大唐本土民众的成本实在是太高，既要保持对广大疆土的控制力，又要降低国土维持成本，物美价廉的胡人就是一个选择。
高宗后期到武周一朝，边地秩序开始逐步崩溃，特别是突厥的死灰复燃，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投降的突厥部族不堪繁重的兵役。就连大唐根本之地的关中都如此疲困，那些作为消耗品的胡人城傍武装自然更加苦不堪言。
李潼眼下倒还无需面对这一问题，他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对内、对外都树立起自己的强权形象。
作为一道行军大总管，他本身是没有资格作主奖犒将士，所以选择了直接的杀敌、发钱这种激励方式。
老实说，这种方式虽然直接简捷，但却并不利于对军队的建设，因为军队是属于国家、维持政权统治的武装力量。无论是授田、还是转勋，这都是为了将军队更加紧密的捆绑在统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