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政权之所以领民对领主依附性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生产环境很艰难、生产条件很苛刻，只有聚集起来才能对抗各种天灾人祸。所以领主们也就不需要多高明的统治技术，只要控制住有限的生产资源，生民自然聚而不散。
在这方面，自然资源的分配对中原王朝统治者就不够友好。
到处都有可供耕恳的土地，生民只要勤恳为耕，便能得所养活，个体的生存条件要远远优于蛮夷。所以中原王朝就需要更加高明、更加深入的制度探索与建设，才能将土地与人口进行有效控制。
改善孙波地区的商贸环境，让他们不再只局限于原本的农牧生产，乃至于商贸收入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
如此一来，领主与领民之间的统隶关系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绑，民众们不需要通过领主提供的生产资料就能过活，甚至可以直接培养出一批城邦市民。
这从小处而言，能够削弱孙波人对大唐势力渗透的抵触，从大处而言等于直接将孙波东域从吐蕃的统治模式当中割除出来，吐蕃之后再想将之武力占有并融合，那就困难得多。
这一整套策略，并不是李潼的创建，而是来自晚清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平康三策，将雅砻江以西的康巴地区作为西康这样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的构想，也是由此而出。
这其中，利用康巴地区在茶马贸易中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工商，就是西康地区独成建制的一个基础所在。但是很可惜，当时的国际形势与国内环境，都没有给这一设想提供实施的时间。一直到了民国时期，才在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努力下使西康成为一个政治实体。
当然，眼下的唐蕃形势，倒不足以畅想后世那么远的事情。但康、藏分治，无疑是一个经营西南的重要思路。
与吐蕃的博弈，对大唐而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此前由于大唐朝廷的战略取舍，没有及时正视吐蕃对吐谷浑的侵占，这使得大唐在之后的博弈中先手已失，以至于在整个盛唐时期，大唐与吐蕃围绕吐谷浑故地死磕，仍然没有完全退回永徽年间的旧况。
一旦安史之乱爆发，就发生了吐蕃攻夺陇右的惨剧，使得陇关以西不复为大唐所有。而吐蕃逐年秋犯，更成为中唐以后历代帝王梦魇一般的存在。
眼下在有关青海地区的竞夺中，大行台已经获得了一个不错的起点。现在又有机会直接影响孙波地区，而且还是在吐蕃君臣交恶的情况下主动将刀递来，李潼当然不会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