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一个构想，那就是对于新增户口，行台并不直接授给口田，而是采用官屯的集中化生产。官府出具土地、农具等资源，大规模的招收佃户耕种，先让民众们尽可能多的投入生产，未来三到五年内再将土地逐步授给民户。
李元素等人听到这一构想，也都大感兴趣，各自陈述讨论此法的优劣，绝大多数对此都表示认可。
生民新附，入治不易，一旦发生什么政令不及的情况，便极有可能再引发大量逃散。眼下行台并不能专注于内政，边患之外还面对着与朝廷的撕裂。由官府出面组织生产，可以避免大规模的人地流失，同时抗压性也更高，水利方面还能不失整体统筹。
如果是此前的行台，还面对一个州县官吏不足的困境。可现在考选制度建立起来，人才得以源源不断的加入行台，派入州县内组织屯垦，也便于发掘出一批循吏干员。
当然这一构想也并非完全都是好处，一旦官府组织屯垦，势必会对原本的耕织环境造成一定冲击。谷贱则伤农，长此以往，也会累积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动摇一部分本来稳定的社会基础。
经过一番磋商后，李元素等人再作提议，除了要给这一个应急性的官屯施加一个明确期限之外，还要给予原本的自耕农一定的补偿与安抚。
对此李潼也深表赞同，并将这一补偿政策细化为经济与文化两方面，具体到行台政令方面，那就是赠给民爵与发放丁权。
民爵自然不必多说，远到秦汉、近到唐家创业以来，甚至武周代唐时期，都赐出众多民爵。近世以来，民爵本身只是一个荣誉称谓，并不包含物质奖赏。
行台如今这财政状况，当然也做不到普惠普赠，但可以给民爵施加一个特权，那就是不再以租庸调作为征税形式，改以两税法进行征收。
朝廷此前所奉行的租庸调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最理想的状态便是耕者有其田、有丁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即便不考虑关内均田制的破坏现状，租庸调制首先就限制了民户们的生产模式，规定了所生产的物资种类，让民众们在交付租庸调之后，耕织所出仅仅满足自身需要而已，除此之外很难再进行其他的经济活动。
两税直接征钱，不再规定物货种类，小户之家的经济需求就被释放出来，可以按照自身的经济需要参与不同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对长安这种地少人多的窄乡而言，无疑是民力的一大解放。
关内诸州民爵普授，原本有田者生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