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对单于都护府军事动向不作细究，自然有其原因。因为单于都护府镇守使杨玄基之所以率部离开云中防区而进入幽州境内，正是出于皇帝的授意。
神都革命以来，朝廷内政方面几番兴废，外事方面同样如此。只不过由于陕西道大行台于军事外图方面动作太大，使得朝廷在边务方面的调整相对就不怎么显眼。
此前李昭德主持朝政，在漠南等边境诸州布置重兵，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战事发生。但仅仅只是维持这样的驻军规模，已经给河北诸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毕竟大军强使于外，资粮穷耗于内，诸州士民因此受累不浅。
所以当李昭德被罢相之后，有关边务经营的调整也是朝廷经年讨论的一个问题。有那么一段时间，狄仁杰所持休戈养生之论成为朝堂主流。但皇帝包括一些大臣都觉得这样的政策略显矫枉过正，特别在行台武备勤修的情况下，完全放弃军事上的铺陈等于将未来局势走向的主动权拱手让给陕西道大行台。
后续一系列的纷争中，狄仁杰也逐渐的被边缘化。之后朝廷选取干员分任诸州，主要方向就在于河北诸州。这些外授刺史们除了除了牧民施政之外，还有一个使命那就是招募健勇、兴作团练，以作为朝廷在河北的武备基础。
这一政策的核心虽然重点还着眼于跟陕西道大行台之间的东西对抗，但也是结合了朝廷当下的边患形势。突厥骨笃禄兄弟复国起来，便成为北面最大的边患问题。武周年间薛怀义几次北征突厥，劳民伤财不说，战果也是有限。
随着北方羁縻秩序的破坏与突厥复国势力的发展壮大，如今朝廷再用兵于漠南，已经没有了贞观、永徽以来的那种主动权，很难再一军出征便一劳永逸。
大唐立国以来，河北之地的民情民心便是历代当权者一块心病。早在武德年间，高祖李渊甚至还打算将河北生民迁入太行山以东、放弃对此地的长久经营。这当然只是一时穷困之计，随着大唐一统天下的大势越来越明显，这种议论自然也就不再提及。
但哪怕以开明而著称的贞观年间，对河北人也都是警惕有加，太宗素来轻慢山东人士也并非什么秘密。包括高宗皇帝虽然借重一部分山东世族之力以摆脱关陇，但仍明令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配，并放任其宠臣李敬玄等与大族合籍，秽其门第。
皇帝李旦虽然当朝履极，但朝政始终混乱不堪，以至于神都朝廷大而无当，军政诸事处理起来反而不及陕西道大行台灵活且有效率。
迫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