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着头皮表示一切听从雍王殿下的安排。
等到在场时流多数表态之后，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则天门前所聚集的这几千卒众的确给李潼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从强杀杨嘉本到之后各种鸡血壮言，其中多半意图都是为了收编这几千人。
皇城中扑杀叛军之后，接下来想要进一步掌控神都城，无论如何绕不开眼前这几千卒众。但这些人身份又比较特殊，他们并不是普通的坊曲百姓，而是分属于时流诸家的奴仆。
如果用朴素的人权解放思维处理，登高一呼，豁免这些人的客奴身份、给予他们法律上的独立地位，他们就会欢欣鼓舞、舍死效命，哪怕屠刀挥向旧主。但这种做法，现实中可行性实在不高。
倒不是说这些人生具奴性、不愿争取独立自主的地位与人格，而是唐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任侠尚义的精神，主仆之间不仅仅只是一个身份关系，更有一层恩义相结的社会伦理道德约束，这种道德伦理在以武勋起家的关陇勋贵群体中也甚有表现。
这其中一个比较鲜活的例子就是隋初韦衮有奴桃符，健壮有力，每随出征多有建勋，后来韦衮将之放免从良，并代之表奏功勋，获得朝廷封犒。桃符杀黄牛献主乞姓，韦衮赐之姓韦，桃符仍不敢与故主同姓，只称黄犊子韦。
《朝野佥载》有说，韦衮之所以赐奴同姓，就是防备着时过境迁、后代子孙不知前事而与奴家乱婚，赐同姓之后便没有这样的隐患了，骨子里仍然看不起奴仆。但韦衮若知后世出身黄犊子韦的韦后倒台后，京兆韦氏受其连累被大杀一通，会不会后悔当时的这一点精明。
抛开别的不说，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主仆相得的例子。彼此之间的情义以及互相成就，听来显然要比冷冰冰的制敕宣令要更有人情温度。
唐人这一点尚义的精神，李潼是深有感受，越是出身底层，这种知恩图报的道德感就越强烈。毕竟他自己本身从弱小到强大，便深得此利，所以在具体情况中，也并没有忽略这一点。
“义无谓大小，概是人间正气！我爱此间壮才，恩赏厚给，群卒凭此酬报故旧，诸家份内应得、安然受之，毋须推辞。纵然事付舆情，宁我当此夺士之恶，不使群员义气有损。”
徐俊臣这个机灵鬼托儿当的是不错，不过雍王也自有宏大一面，自然不会吝啬这一点恩赏。
义无谓大小，但前程却有。投靠雍王无疑是要比留事故主拥有更多的机会、更远大的前程，而在这选择中所产生的背叛感与负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