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本等关陇残余势力，李潼并不怎么放在心上，这些货大凡还有料，不至于让神都局势崩坏成这个样子。但这些人所掌握的门生奴仆，仍然是一股可观的力量，值得接纳吸收。
一口气放出几千个低品武官的散职，包括相应的禄料发给，李潼也并不感觉心疼，事实上他早有将六品以下武散阶作为大规模功劳给授的想法。只不过此前行台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权力，军功酬给的时候只能在钱帛方面加大力度。
贞观年间定制，凡九品以上文武职事官，皆带散官衔，谓之本品。这话说起来就像是文武散官仅仅只是官员相应的职称与待遇，是辨别品级的一种标准。但事实上，虽然有官则必有散，但有散则未必在官，后者才充分体现了大唐官制贵族化的一面。
所谓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这其中封爵、亲戚、资荫，统统都意味着政治资源的世袭化，只要生在权贵人家，母胎里就带着官品。
秀孝是指人的才情德性、姑且不谈，勋庸和劳考则是事功，只有做了官才能谈得上事功，才有了叙阶的资格。
李潼倒不排斥政治资源的父死子继，毕竟他自己出身既尊贵、爸爸又多。而且对于如何破除世族政治、贵族政治，历史也早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发展科举，让朝廷选士的途径更加下沉普及。
但是在军事上，历史给出的答案则就相对比较晦深或者说沉重。虽然原本的历史上，受困于军事人才的断层，武周后期开设了武举，但武举给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与回哺则就远逊于科举。
这当然也很正常，军事本身就是一个实操性强的领域，也是统治集团最为关心与防备的话题，检验与试错的成本都极为高昂，远不同于科举、政治。
如今的大唐，在军事方面又是一个破而后立的渐变过程，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业已崩溃，而大规模的募兵体系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开元、天宝由盛转衰的经历也说明了即便这一套体系建立起来，所带来的结果未必能尽如人意。后世多有诟病的盛唐时期节度使权力畸大以及重用胡人将士等问题，除了唐玄宗晚年扒灰降智，其背后也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李潼也算久掌军机并且经常身临前线，抛开更加宏大的军制问题不谈，人事方面他感受比较深刻的一点就是军队方面上升途径实在是太少了，普通的小卒、哪怕是一线的精锐战卒，如果没有特殊的际遇，几乎不可能获得升迁，从卒提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