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一消息传回洛阳朝廷时，自然举朝皆惊，许多时流都没想到契丹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东胡部落所发动的反叛居然能壮大到如此声势。
毕竟垂拱以来，朝廷在对外征战方面虽然战绩并不乐观，但所面对的敌人也都是突厥、吐蕃这样的强敌。
在时流观念中，契丹等东胡诸部不过是在安东都护府管制下的羁縻部落，本身实力有限，即便有叛，顶多也只是区域性的骚乱，成不了大祸。甚至就连安东都护府的设置，最大的军事意图也并非防备契丹，而是为了管制分散在辽东与辽西之间的高句丽等三韩遗民。
这一次契丹的叛乱，不独让东北的羁縻局面为之崩溃，在地域上也隔绝了朝廷对原高句丽、百济等旧地的统治，甚至战火直接席卷到河北大片州县之中。
这样的胡祸，简直是大唐立国以来所没有的。虽然说贞观初年也有突厥兵临渭水之危，甚至就在不久前还发生了默啜寇掠河东道诸州，但突厥乃是大漠上长久以来的霸主，其为祸深重也并不让人意外。
可契丹这样一个东胡杂种，许多普通的民众甚至都不知东北有此部落，竟骤然势大、席卷小半个河北，这对时流所造成的冲击之大远远超过了突厥的祸害。
洛阳本来就是大乱新定，秩序虽然重建起来、但仍然很脆弱。当听到河北近半州县已经陷落时，城中氛围也逐渐开始出现一些骚乱。
特别是一些刚刚从河东返回都畿的原天兵道卒众，由于担心朝廷或会出尔反尔、将他们重新征募入伍、投入河北作战，甚至都出现了一些逃散的情况。
尽管李潼心知契丹叛乱不容小觑、也为此做了许多针对性的计划，但当此事真正给时局带来冲击的时候，也是不免忙得焦头烂额。
为了稳定都畿人心局面，他甚至亲赴都畿诸城门前，召集坊曲乡民，当众宣布朝廷对平灭契丹叛乱已有整体规划，河北的战事也绝对不会影响到都畿周边已经实施的政令。
当然，面对这种群众性的恐慌，语言的安抚总是苍白无力，唯有行动才最有力量。
陕西道的卒力征发一直在进行着，此前还一直以卫戍都畿为名义，至于眼下则就不必再作掩饰了，直接号为辽东道行军，同时以原冀北道行军大总管黑齿常之为辽东道前军大总管，原冀北道行军旗号转为辽东道前军。
与此同时，宰相姚璹为辽东道中军大总管，即日率领新抵洛阳的五万西军渡河北进，并将陇右的娄师德召回朝中，为辽东道后军大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