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仅仅只是对地方治安有所改善，随着大唐国力恢复以及诸边边务稳定下来，肯定要继续加强对南疆地区的管控。诸如南诏这种不稳定的因素，自然也要加以制裁，届时山南道就会成为整个南方地区的战略重心，地区物料调集以及武力建设也就需要提前的统筹起来。
魏元忠在高宗年间本就以军事才能而受到高宗皇帝的赏识提拔，在武周时期更是出将入相。其人能在山南道的经略方面与自己保持一致，李潼对此也是颇感欣慰的，姑且不论心里恶趣如何，对于魏元忠的一些构计与理念，他还是颇为看重。
魏元忠也的确不愧数朝老臣的资历，一些小问题交代完毕后，转又言到一些比较深刻的弊病，那就是吏治问题。
“今山南道州县在事诸员，或罪身贬迁、或新稚初解，罪者忧惧惶恐，不能为地表人物见重，新人治术不精，无有良策深治地表敝情。直堂坐衙者唯竟日北望，勤于迎送，疏于务实，吏事浮躁，朝廷虽有仁政宣施，但因选用之弊而多有耽误……”
李潼听到这里，神色也变得郑重起来，并不急于插话，只是示意魏元忠继续讲下去。魏元忠既然主动开始这个话题，自然也是有着充分的准备，开始历数于山南考察的经历，通过与山南道官员们接触的具体事例来讲述如今山南道的吏治情况。
魏元忠列举了很多他所接触的州县官员，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而李潼在认真倾听完之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较棘手，还不仅仅在于官员的品德或者才能。
大唐立国以来便始终奉行重内轻外的国策，同样也体现在官员的前途及待遇等种种方面，地方上的人才以担任朝官为荣，对于就事地方则就显得兴致乏乏。大量的官员哪怕在朝担任冗官闲职，都不太愿意前往地方外州牧治一方。
这样的一种仕用策略，虽然能够维持统治结构的稳定，但也造成了人才分配的多寡不均。如魏元忠所列举山南道所出现的问题，一些偏远的州县官府缺员严重，甚至都有多年没有正印官的情况存在。
在州县任职的官员们，也谈不上尽责，这其中相当一批要么是罪官远流，要么在吏部铨选中便没有获得一个好的评价。罪官本身就心忧前程乃至于安危，在州就事也未必就能专心政务。下选的官员则就因为素质不高，即便想勤勉做事，又往往力有未逮。
地方上人浮于事、以及官员素质不够高，再加上惯常以来的价值观的影响，使得许多官员们用心根本不在本身的职事，而是专注于钻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