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奖赏赐等各种战争红利也是不少。
但这一部分战争红利，绝大多数都被那些蕃胡酋首们所截留，普通的部族民众得惠甚少，这就在底层中形成了强烈的不满。而那些蕃胡酋首们，一方面从大唐获取各种战争红利，一方面则就煽动与利用这种底层怨气，不断作乱以谋取更大的好处。
有关这一点，那些西河行社胡奸雇佣军们表现可谓淋漓尽致。大唐军队中存在着大量的城傍与仆从军，但整体战斗力不高，顶多跟在主力唐军后面打打顺风仗、清理一下战场，或者承担各种军事劳役。
但西河行社不同于那些胡酋们各自统率的仆从军，他们是由朝廷直接遣使、并由唐人将领直接指挥战斗，战争的奖赏也直接下放到士卒个人。所以在战场上的表现也都极为生猛，无论是在攻坚还是在野战中，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其实无论唐人还是蕃胡，真正底层生活都极为清苦。但相对而言，大唐占据着此世面积最为广阔、适宜耕作的土地，而且还有律令法规去维持籍民的生存空间。而那些底层蕃胡部属们，则就完全活得没个人样，可以说是各自酋首的私人财产。
达则兼济天下，李潼觉得很有必要将福报传达六夷，解放那些被诸胡酋首们所奴役的蕃胡人民。毕竟大唐皇帝还有一个天可汗的头衔，无论华夷皆我子民啊。
所以接下来对东北局势的平复策略，他便打算以羁縻兼以编户，通过乡里三长等逐步取代豪酋都督。当然，诸蕃情况不同，完全的生搬硬套未必能够达成预想中的效果，但只要能够削弱蕃胡部族那种人身依附与隶属关系的部落制度，就值得尝试。
毕竟种姓制度里都能搞民主普选，还有什么是不行的。先从一些势力弱小的蕃胡部族里练练手，玩坏了就玩坏了，只要稍有成果，那就可以继续推广。
当然，诸胡那样的社会组织结构也自有其深刻原因所在。生产力低下，没有农耕这样稳定的生产方式，个体对抗风险的能力太小，不得不抱团求生。
在李潼之前，不是没有个人或者政权尝试此事，但多数无疾而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没有稳定的生产环境与生产方式，即便强行编户，这些籍户也很难长久的存在，各自破产、沦为赤贫后又聚集起来爆发更大的动乱。毕竟就连中原王朝，都难免土地兼并的周期性矛盾爆发。
不过李潼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目的本也不够纯粹。
他所着眼更多，还是在最短时间内挽回从高宗后期直至武周一朝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