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城却是百坊满盈，几无闲地。甚至就连最偏僻的坊区，都住满了民众。至于一些贵坊热地，则就更加的一屋难求。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一则是大量的宅业收为官有，二则就是原本行台政令对居民附籍的刺激。特别是去年行台民爵赐给与丁权发授，规定只要役满五年，民众就能因户籍所在而获得众多的惠利。
从垂拱年间一直到行台分陕行政时期，两京之间本就是人员高速流动。大量关西民众被迁到河洛地区却没有得到妥善安置，而行台方面又极为重视流民入籍，所以其中大部分民众又重新流回关中。
虽然行台是鼓励民众各归原籍，但无论是实际的路程还是州县编籍安置的效率、都远远比不上长安京畿所在。再加上行台在长安城周边开设了大量的官造工坊，也急需劳动力的补充，所以许多民众干脆就选择落籍长安。
随着行台民爵、丁权的发放，籍户们的黏性被进一步拉升，许多人都盼望着能够成为真正的长安人，享受户籍所带来的种种惠利，更加不愿意放弃如今所拥有的宅业。
当然，具体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充满着各种利弊权衡，只要价钱给得高，不是不可以谈。但是当原本价值不过千数钱的偏坊半亩草屋都叫价百数缗的时候，这买卖似乎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
听到当地居民狮子大开口的报价，许多后来的买主都不免气极反笑，只觉得这些人脑筋有问题。
然而卖主们却仍振振有词，拍着自家摇摇欲坠的柴扉不无自豪道：“客人所见只是半幅草屋，但对我家却是兴家之所！再过四年丁权到身，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能知我家不会青蒿立梁，也出一位明经、进士？现钱百缗，已经是冒了家道中落的风险，再要削价，那真是谈不得！”
买主们看看那格局狭促、几根虫蚀烂木支起的草房，实在观察不出还有什么继续家道中落的余地，但屋主仍是咬紧牙关不松口，也实在让人好气又觉好笑。
这种坐地起价的口吻，当然只是刁民无赖习性，但其背后所仗恃的，还是对朝廷政令惠民的信心。众志成城，长安城哪怕一块臭水沟烂地，那也是价比千金！守住此处家业，哪怕此生穷困潦倒，谁知几代后不会门前列戟？
寻常市井间风气已经如此，至于城中那些贵坊、名坊，买卖双方的交涉那就更加热闹。长安城虽然规模雄大，但讲到宜居性却并不如东都洛阳，但这只是整体上的一个差别，具体到一些特殊的坊区，还是很有可比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