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相关奏书纷纷呈献上来，大多劝谏朝廷不如趁着这一把气势，把仍然盘踞漠北的突厥默啜一起干了。
中下层官员们畅想着强军暴兵、四处出击、飞龙骑脸，而上层官员们则就在考虑一个更现实、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该要如何管理并监察如此惊人的财政变化。
大唐过往所施行的租庸调制以及各种杂税课役，让朝廷财政收入呈现多样性，多数都不能以直接的钱帛体现出来，所以事务可以分在诸司，分权加以管理。
可是现在，商业上的收入以及商税激增，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本的税收形式，旧有的行政格局已经不再适用，新的管理方式该要如何组建，也已经迫在眉睫。
其实有关吏治与朝廷行政格局的改变，早在九月初的时候，诸司官长们已经在参与讨论。只是这个议题过于宏大，迟迟没有达成一个定论，仅仅只集中在圣人与诸在朝重臣们闻知，并没有广泛的征求意见。
李潼比较属意行政、财政与军事和监察权诸种分立的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对眼下的三省六部制度持否定态度。或者说他本人也存在着众多的疑虑，不清楚何种制度模式才最适应当下的开元新世。
讲到三省六部制度的形成，任何人都可以插手说上几句，或许褒贬不一。
但抛开各种刁钻的角度不谈，三省六部制度就是古典制度演变的集大成之作，汇总历代前人智慧之结晶，足以为后世各类演变之参考，是华夏文明制度探索的丰碑，拥有着超越时代的智慧总结。
特别这当中分权与制衡、程序与责任，哪怕在后世民权增长的民主时代，三省六部制度所蕴含的博弈思维，对政府行政组织职权划分与运作仍有极高的指导价值。
后世不乏好为人师者，以三省六部是为封建帝制服务、非为民主服务，从而否定故人在制度探索上所取得的成果，宣扬某一制度优越性，这也是狗粮吃多昧了良心。
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组成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其组织管理以制度体现出来。
小而言之，制度是权力与势力的对抗，权力是制度赋予的能力，势力则是不能进行制度化的能量，比如个体的武力、人脉以及对各种社会资源非常规的占有。
广而言之，制度是公心与私欲的博弈，对秩序的守护和利己主义的抗衡与妥协。
三省六部之所伟大，在于这一套制度有着极为完善的权力分配系统，同时又保证了制衡与博弈的程序空间，组织内部环环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