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不枉不纵。
李潼作为一个现代人，是从立法与执法之间的执行矛盾思考这个问题，觉得执法标准要切合经济发展的水平。
若立法的惩罚标准远远低于现实的经济价值标准，法律就会处于长期的无从执行的状态，从而造成司法的惰性，也会造成冤假错漏的现象发生。
可是当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宰相姚元崇却以古代人的思路提出了另一个解释：“前人之所立法督官，所重不在乎轻重，而在乎有无。受绢十五匹当绞，所惩非此绢数，而是因其所受非分！冠缨之士，恒有国禄饲养，若衣食不循法度纳之，则君恩何所显现？国以禄米飨赐，岂可与庶人共货沽力用之！”
姚元崇这一番话算是道破了中古立法的一个本质，那就是虽然看起来律令严格、尺度有定，但本质上仍然是德治。
律令之所颁设，所规定的并不是你罪行的轻重，而是你究竟有没有犯罪！只要你犯了这一项罪，那就可以据此否定你这个人！
听到姚元崇这么说，李潼才终于理解了在他看来《唐律》中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唐律在治民罪当中不失宽宏，政治清明的时候，甚至大理寺一年判决民罪死刑都寥寥可数。
但是在治官罪中，唐律则严格有加，不乏一些吹毛求疵、严酷至极的条令。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简直不像是一部封建法典。
《唐律》本质上仍然是一部封建法典，其立法主旨仍然是以德治国，而非依法治国。但面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所体现出来的进步的人文精神，仍然是不容抹杀的。
明白了这些，再看《唐律疏议》中那些规令的差异，心中自有了然。小民与官吏身份地位本不相等，那其道德要求自然也不相同。
小民日常所关，不过家室四邻，或有行差踏错，律令亦不轻夺性命，给其悔过偿错的机会。可若官员德行有暇，上负于君，下负于民，必须要从严惩处。
所以律令设置的根本，首先是要确立一个道德的是非观，然后才是执行力。
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圣人所秉持放宽量刑的提议，看似提高了律令的执行力，但实际上是突破了社会道德的底线：律令不再是是非的界定，而是你虽然错了，但却有可磋商的空间。不仅仅是执法尺度的更改，更是对善恶道德的一种退步要求。
听完姚元崇的解读后，李潼也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误。起码当下这个时代，国家之所立法，首先还是要秉承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