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吏部选授之后，诸选人还要前往吏部过官注历、领取告身，超过限期便等于自动放弃任官的资格。
可真要逃避选授的话，惩罚也是颇为严重的，起码要禁锢十年不得参铨，而且这一弃官的污点也会永远记录在履历中，遇到需要权衡挑选的职缺，便会成为优先淘汰的对象，基本上就宣告了政治生涯的完结。
所以选人们一旦得授，等闲是不敢随便弃官，除非是遇到父母大丧、需要丁忧的特殊时期。但这样的情况实在太稀少，想要人为制造巧合，那代价绝对比硬着头皮赴任要大得多，起码也得是遗祸数代起步。
每年铨选结束，此类有人欢喜有人忧的情景都会上演一遍，也不乏得授恶官的失意者们凑在一起，希望能够挑出一些选事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加以抨击，希望搞大舆论、否定结果。
类似的用心不能说是险恶，也只是人性中偏于负面的一种想法，并以另一种形式对选事流程进行监督。
今年同样如此，一些得授恶官者在选院盘桓不去，并逐渐的聚集在一起，用各自携带的纸笔将选授长名榜记录下来，特别是对一些好官与特殊的选人们授官情况抄录下来，然后便凑在角落中加以分析。
一些孤立的事件自然难以分析，可是类似的事件集中在一起进行比较梳理，自然能够发现潜伏在事物表象之下的一些规律。
选人们首先分析的便是那将近三百个京司官职，然后便陆续发现了一些现象。
首先发现的便是这些得授选人们的功名出身，其中一部分是靖国功臣，另一部分则是开元以来科举诸科以及各科制举得中出身者。至于荫受、太庙斋郎、挽郎等诸类杂项出身，比例则占得极低，只有寥寥数人。
大唐士人获取出身的途径并不只有科举，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方式，比如品子荫授。五品以上便能荫一子，这便造成了许多的冠缨世家，父子相继乃至于数代官爵延传。
这些官二代们起家未必极高，但父辈祖辈早在官场上积累了不菲的资源。那真是恨不能将祖宗八代骨灰都挖出来撒身上壮胆助势，与时流竞争当时，哪怕选司制度严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隐性优势发挥作用。
可是一番盘查下来，留用京司的几乎没有荫受官身者，仅仅只有几名太庙斋郎，年龄也都在三十五岁之上，是经历了超过十年的守选期才得以参铨，所授给的也并非台省官缺，而是诸寺监的下品伎术官。
“怎么会这样？”
虽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