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助理发来的名单，你可以约谈负责人了。”
说完，他不再看骆闻舟，一手插兜，抬脚走回周氏气派的大宅，十分不见外地从保姆手里接过一杯红茶，和哭哭啼啼的周怀信说话去了。
骆闻舟低头扫了一眼他手机上的邮件内容，替费渡办事的显然是个非常靠谱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单给出了可疑的操作方，还附了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之前操作过的案例简介，几乎就是一篇精致的小报告。
骆闻舟把邮件转发给了郎乔：“你跑趟腿，走个手续，这次我们不光要约负责人，还需要查询他们的工作邮件、通讯记录与财务情况，得有权限，还得找几个经侦的兄弟来帮忙。”
他吩咐起来是三言两语，对郎乔来说是一大堆琐碎的工作，光听就觉得汗毛都炸起来了，偏偏骆闻舟还补充了一句：“费渡那句‘推手不见得认识绑匪’的推论如果是正确的，下一刻没准会发生什么，这变态为了博人眼球，不定干出什么事来，到时候受害人就危险了，你快点，别耽搁！”
郎乔倒抽了一口凉气，被他凭空加了两吨半的压力，再也顾不上管过气上司与小鲜肉之间的暗潮汹涌，撒丫子就跑。
长时间无人操作，费渡的手机自动锁屏了，锁屏的背景是系统默认的，金属的外壳被骆闻舟握得发热。他抬起头，远远地看向费渡，见他正和胡震宇、周怀信他们十分熟稔地说着什么，肢体语言十分放松，大概是在交代周怀瑾被绑架一案的调查进展吧——骆闻舟没去管他，反正费渡不至于说错话。
很久以前，骆闻舟觉得费渡是个危险分子——
虽然人类的高尚与卑劣是上下不封顶的，但从小在法制社会的秩序中长大的普通人，在非极端情况下，思维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好比如果得知有人在聚众干坏事，正常人的反应无外乎是“勇敢好奇地去调查一下”、“有理有据地向有关部门举报”、“懒得管默默走开”等等，偶尔有道德比较败坏的，或许会禁不住诱惑同流合污。
但类似“杀一个人抛尸到人家的活动地点，借以引起警察注意”这种想法，就不怎么常态了。
和平年代里，即使是穷凶极恶的杀人犯，骨子里也知道置人于死地不是一桩吃饭喝水似的寻常事。整个社会环境中条分缕析的法律红线摆在那里，在多年反复的强化中，让一代一代的人潜意识里就有一根禁忌的标杆。
但骆闻舟明显感觉得到，费渡不同，在他心里，这些禁忌都是游戏规则，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