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处置，算是真的巩固了皇权。
因为这次的事意味着无论是清流门第、还是世袭武官，只要涉嫌谋大逆，就会遭到严酷处置。
天下权贵豪绅因此也不得不收敛一些。
但普通士民却因此燃起了更大的希望，而更积极于生活与生产来。
不能小看，这种严格执行律法，进而严肃打击犯罪权贵豪绅，对促进生产力的积极意义。
当人们发现朝廷愿意严格维护秩序时，就会相信自己创造的财富不会被夺走，而只会被秩序保护，也因此相信朝廷执政环境在变好，而愿意把存的钱拿出来消费，置办产业，加大投资。
否则！
人们就会因为觉得法纪约束不了权贵豪绅，而不敢开店，不敢消费，不敢垦荒，因为怕被势豪之家发现后非法侵夺。
加征钞关税和改漕运的事自此也再无阻碍。
天下的权贵豪绅们再不情愿，也不得不开始老老实实交钞关税，且也开始让自家的商队去户部报名竞争获得漕运官商的资格。
漕运改商运，就是要从商贾中选可以承担漕运任务的商贾作为官商。
而这自然需要各商贾，向朝廷提交申请，接受朝廷的考查，好让朝廷确定，这些富商有没有承担漕粮北运出售的能力。
毕竟漕运关系重大，不是随便一个拥有几条小舢板和一点积蓄的商贾就能承担的。
除此之外，朝廷还得确定能承担漕运的商贾们都愿意接受多大的利润。
因为按照朱厚熜改漕运为商运的圣旨，承担漕运的商贾是不能把运到京师的粮食想以多少价卖给朝廷就以多少价卖给朝廷的。
当然，承担漕运的商贾也做不到想以多少价卖给朝廷就卖给朝廷。
除非大明真的是商人说了算。
但在农耕为主的大明帝国，这自然很难出现，商贾翻了天，可以想以多少粮价卖给朝廷就以多少粮价卖给朝廷的可能。
不过，这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那得是这商贾背后的人权力大到不受制约的时候。
比如完全掌握皇权的皇帝自己的皇商奉旨要这样做，朝廷收购漕粮的官员，还能对抗皇帝不成？
再比如，若有能控制皇帝的权臣出现，而这权臣自己的商贾要这样做，朝廷收购粮食的官员自然也不能对抗。
作为君权至上的大明帝国，很多政策的好坏，主要还是决定于皇帝本身是不是够